6月1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刊发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程诚老师理论文章《梁令娴与<艺蘅馆词选>》。现将原文转录如下：
近代是词学史上的极盛时期，词选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这些选本反映了时人的审美旨趣，引领着时代的词学宗尚，与近代词学的发展互促互进，正如龙榆生云：“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因此，各种词选在近代词学史演进中的作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这其中，梁令娴编选的《艺蘅馆词选》是近代词学史后期通代词选的代表。
梁令娴（1893—1966）是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的长女，自幼由其父授业，家学功底深厚，“艺蘅馆”是其父为之所起的书斋名。《艺蘅馆词选》初版刊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通过《自序》可知，该选为梁令娴师从麦孟华学词期间，从其家藏词集、选本中抄录由唐五代至清末（元明除外）的历代词作约二千首而成，再交由麦孟华甄校取舍，最终得词676首。故《艺蘅馆词选》实为梁、麦师徒合选之作。《艺蘅馆词选》之所以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重要价值，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从词学文献学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对近代词选的校编方法、内涵进行了继承与丰富，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近代的词选大多经过精心校勘，并在校编方法和内涵上不断深化与完善。近代早期，戈载于《宋七家词选》跋语中提出了“校正误”“参证法”“校异法”的“校词三法”。到了中期，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论述了自己的校雠观，主要是通过参考其他善本以辨汲古阁本《宋六十名家词》之讹误，即“校正误”。杜文澜则在校注《宋七家词选》时进一步发展与运用了“校词三法”。至后期，王鹏运、朱祖谋在“校词三法”的基础上将之进一步升华为著名的“校词五例”，即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使得校勘质量与可操作性大为增强，奠定了近代词籍校勘学的理论基础。梁氏编选《艺蘅馆词选》继承了前代的校编方法，并多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去进一步推论，还拓展了其校编内涵，主要以按语、附记的形式包含了对词作的作者、年代、出处、背景、主旨、词论底本的辨析以及对选源、选词标准的探讨等多方面的内容（参见王湘华《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从而呈现出较为严谨、成熟的词选校编理论体系，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
其二，从词学思想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麦氏偏向于常州词派的词学观。证据有四：第一，《艺蘅馆词选》明显受到谭献编选的《箧中词》的影响，具有明确的建构词史的自觉意识。《自序》云：“专集固不可得悉读，选本则自《花间集》《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草堂诗余》等，皆断代取材，未由尽正变之轨。”因此，梁氏依据词史的发展阶段将其选本分为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进行编选，戊卷则为之后的补遗，而元明两代是词史发展的衰落期，名家甚少，故不选。第二，《艺蘅馆词选》中词作数量位列前三的词人依次是吴文英（35首）、辛弃疾（27首）、周邦彦（24首），并且选录王沂孙（18首）词作亦不在少数，这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常州派学词门径基本契合。而入选《艺蘅馆词选》的近代词人也多为受常州派影响的代表，如朱祖谋（20首）、郑文焯（16首）、谭献（12首）、王鹏运（11首）。此外，还选有后常州词派推崇的清代词人，如纳兰性德（19首）即是谭献推崇的典范。第三，《艺蘅馆词选》引用词评数量居主导地位的词论家是周济、张惠言、谭献等常州派代表人物。如梁氏眉批云：“清朝词评语，全录谭仲修《箧中词》。其不标名者，皆仲修评也。”字里行间足见其词学宗尚。第四，《艺蘅馆词选》中还录有梁启超和麦孟华的词评，从中可观其受常州派影响较为明显。麦氏词评多注重“比兴寄托”，推崇词的“美刺”精神，关怀现实。如其评陆游《鹊桥仙》（茅檐人静）云：“当有所刺”；评黄孝迈《湘春夜月》（近清明）云：“时事日非，无可与语，感喟遥深。”梁启超词评则同样重“寄托”，关怀现实，如其评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云：“此南渡之感。”
其三，从词学新变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对近代后期的词学新变有所展现。近代后期，社会变革不断演进，中西新旧思潮激烈碰撞，促使词学研究产生了诸多新变。新思想新方法的出现即是其一。继王国维之后，梁启超又为近代词学研究带来了新变，推动其向现代词学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词学的光辉终结者不是王国维，而是梁启超”（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梁启超早期的词学观除了偏向常州派，还从音乐文学角度出发来审视词体，“与其‘改造国民品质’的文学主张结合起来，侧重于词的社会批评，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倾向”（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这种新变在《艺蘅馆词选》中有所展现。梁令娴在《自序》中的相关论断，表明她有彰显和实践其父词学观的编选意图。如“令娴闻诸家大人曰：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此外，该选附录的词论也多有论及音乐性的问题，亦可间接反映其词学观。如杨守斋《作词五要》中有“四要”都在强调音乐性；张玉田《词源》谈及了“音谱”“制曲”等问题。
其四，从词学史演进角度来看，《艺蘅馆词选》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词选学在近代前期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宗派意识，尤以浙常二派为代表。至中后期，其演进轨迹出现了融合趋势，这在《艺蘅馆词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梁氏以修正的态度融汇各家选词所长，意欲弥补其不足。如她在《自序》中认为，浙派选词“极兹事之伟观”，但过于“浩瀚”；常派选词“精粹盖前无古人”，但是“引绳批根，或病太严，主奴之见，谅所不免”。其次，梁氏虽受常州派的影响，但对于浙派推崇的词人词作入选数量亦不在少数，如选录姜夔词21首、张炎词18首，引用词评也多有张炎的观点，其附录的六篇词论更是清晰地呈现出“兼顾浙常”的融合意味，如浙派推崇的词论有杨守斋《作词五要》、张玉田《词源》、陆辅之《词说》，在数量上已占半壁江山。再次，梁氏以征引他人词评与词话、悉心甄选词人词作的方式来间接表达其词学主张，一方面使得一些珍贵的词学文献得以存录于世，另一方面也以一种“本色”的编选态度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