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诗学研究方法——余恕诚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专栏

诗歌风格史的学术方法

陈文忠

风格史研究经历了从艺术风格史到文学风格史的学术变迁；中国诗歌风格史始于两汉“十五国风”观念的形成和阐释，此后经历了从传统风格论到现代风格史的发展进程；《唐诗风貌》以其对风格学和风格史研究方法的自觉探索和成功运用，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一领域，深入展开中国诗歌风格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学术范例。

余恕诚先生的赋学研究成就

程 维

在赋学领域，余恕诚先生的研究集中在赋体对唐诗的影响。他全面探讨了唐诗中的赋学因素，深入探讨了唐代诗赋的在格律上的交互影响，并从赋与比兴的关系角度，为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余先生的诗赋交叉研究，相比与前辈学者更为深入，更为精密，堂庑更阔大，也更有创造性。

诗词赋研究

明清赋体论的本色批评

许 结

明清时期士人为营造盛世的文化气象，赋论辨体思想盛行。明人论赋“祖骚宗汉”，走上因辨体而尊体的本色批评；清人赋论的本色批评更多地是以尊体的论述而蕴含辨体之意。明清时代的赋体本色批评，是立足赋体而综会赋用与赋法的理论，其中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之破体与尊体的省思，由法则勘进于体制，从而达致缘赋体辨析而树立经典的意义。

宗主国的外交文学——论金与高丽交聘性诗词

胡传志

金与高丽交往频繁。相对使辽使金宋人而言，出使高丽的文人创作有限。现存金国交聘类诗词鲜明地体现了宗主国文人的自大心态和旅行途中的闲逸自适心情，蔡松年、赵可等人在高丽境内所作的妓情词，借助跨国艳情及宗主国的优势，更是创造了艳情词的传播奇迹。

吴中七子词学思想及创作特色

杨柏岭

在清中后期词史演进中，“吴中七家”自觉担负起承继宋贤词统，振兴词学的责任，于是，在吴中这个传统词学渊薮之地显示新姿的同时，亦有开辟清末吴中一派的意义。针对顾广圻关于吴中七家词的经典评论，系统辨析了吴中七家以“句意全美，律韵兼精”为核心的词学理想，指出词学界以唯声律论者评价吴中七家词学的不足。从择调用韵、选字炼句、遣意命言等方面，分析了吴中七家词“拟古”风气的复杂性，辨析了“敛才就法”这个中国文学尤其是词的创作基本规则。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依次从吴中七家的四时物象之作、酬应游历之作、悲感寄托之作等，指出“吴中七家”总体上都属于落落不得志者，骨子里镶嵌着寒士心理。最后以戈载词学为例，从词韵之学的合理性、可传性等方面，分析了吴中七家与嘉道词坛的关系，评说他们的词学史之地位。

论苏轼对分韵诗发展之意义

张明华

对于宋代分韵诗的发展，苏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仅通过众多的作品确立了使用前人佳句分韵赋诗的新风尚，而且由于每人所分的韵字可以是两个字甚至一个句子，所以每位参加者写出的分韵诗可以是两首甚至多首。在苏轼的带动和影响下，苏门诗人大都参与了分韵诗创作，作品总量超过了当时分韵诗总量的一半，俨然已是创作的主力。

诗学理论研究

赋的“《诗》源说”之新诠解

王思豪

汉人将赋与《诗》联系起来讨论是一个普遍现象，《诗》于汉代有着经学阐释与文学阐释的双重线索，这注定汉赋会与《诗》的二元阐释结下不解之缘。经学阐释的赋意识要求赋“依经立义”，文学阐释的赋意识要求赋展现文学魅力。从汉代赋家定位和汉人论赋的角度分析，经学阐释的赋意识占据着主导地位，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文学阐释的赋意识胜过经学阐释的赋意识，是一种不甚自觉的、潜意识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前者是外部强加的，是特定的政治教化的产物，后者是与生俱来的，是赋本身源于古诗而客观存在的文学传统的不自觉彰显。

华严诗性精神谫论

张 勇

《华严经》是众经之中最富诗性精神的一部伟大著作，这不仅表现为其精美绝伦的“《华严》万偈”，更表现为其圆融无碍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具有整体自足、互融互摄、重重无尽等特性。华严宗的圆融精神对唐代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熏陶出其镜花水月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也成为唐代以后中国诗人的自觉追求。不仅如此，“华严法界”互容互摄、重重无尽的圆融精神还深刻影响了唐代以后的诗学理论，意境、韵味、活法等理论都是在其影响之下而发生、发展、成熟的。

论独孤及的诗序

吴振华

独孤及是中唐前期重要的古文家，也是诗序的重要作手。他的诗序具有代表性：(1)注重完整的过程交代，为序体的散文化奠定了基本格局；(2)着重景物刻画，情景交融，展现诗境之美，极富诗性品质；(3)注重人物形象描绘，尤其擅长描写群聚欢宴场面，有如临其境之妙；(4)诗文交杂相融，语言流畅自然，富于艺术表现力；(5)根据不同情境，将文学性和应酬性巧妙结合，平正、奇崛、肃穆，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

论胡应麟的杜诗接受

金生奎

本文根据从《少室山房集》《少室山房笔丛》《诗薮》等著作中搜集、整理的380余条共计4万余字的论杜文字，从尊杜、辨杜以及对历代杜诗接受的总结与反思等三个方面，对胡应麟杜诗接受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与辨析。本文认为，胡应麟的杜诗接受内涵丰富，体系庞大，论断谨严，带有明显的集成、总结的性质。这和他本人作为一个学者型诗论家的身份有关，同时也是明代后期诗学认知学术化、体系化整体倾向的一个映射。

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与乾嘉翰苑诗风

潘务正

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探究乾嘉时期翰林院的试律诗风。是书对清代试律诗的成就评价甚高，推之为“古今之极则”；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为举子应试试律诗，并以翰林院时下的诗风为典范。《诗话》突出试律诗的雅颂性质，并着力关注翰林院贪新好奇的技艺追求。从这部诗话中可以看出，馆阁诗风对普通士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诗学文献研究

论《唐诗纪》整理唐集的成绩

韩震军

《唐诗纪》是明代中期编纂的一部唐诗总集，在“全”唐诗编纂史上有着发凡其例的意义。《唐诗纪》卷中保留了大量校勘文字，这是其作为唐诗总集最可贵的地方，也是奠定其学术价值的基础之一。本文全面总结了《唐诗纪》校勘唐人诗集的成绩，评定了其整理唐集的得失。

徐璈《桐旧集》重收诗考

康 阁

徐璈《桐旧集》收录诗作时，也有重收的现象，尤其是方其义与吴德操二人的多篇诗作重复出现。本文通过诗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探究所录《和李舒章燕台怀古》《闻刘念台掌宪金天枢佥宪同日蒙谴》等诗作真正的作者。

现当代诗学研究

“快乐地写诗”与“痛苦地阅读”

古远清

回顾台湾新世纪诗歌，创作疲软。由于网络的冲击尤其是商风的劲吹，把严肃诗歌逼到了墙角。在台湾这个奇怪而又充满活力的地方，诗坛已由“盛唐”衰退到“晚唐”甚至是“晚清”。复萌青春的洛夫，给文坛送来了一首长篇巨制《漂木》。

现代汉诗听觉段位的隐喻性叙事

杨四平

诗的声音，是一个诗学研究难题。以往人们着重关注诗的抒情声音，而罕见研讨诗的叙事声音。诗的叙事声音，依其“诗歌段位”又可区分为文字和符号层面的显在的“视觉段位”与韵律及其灵魂层面的隐在的“听觉段位”。20世纪上半叶现代汉诗叙事的听觉段位既有诗剧、三部曲、现代格律体这些特殊的段位，又有数不胜数的变幻莫测的“不定式”的段位；它们一起丰富了现代汉诗叙事声音的诗学实践。对这份现代诗歌及其理论的学理总结，无疑将有助于了当代诗学的健康发展。

异域的幻想——论朱湘与19世纪英国浪漫派的诗学渊源

许 德

朱湘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汲取传统诗歌精华，复兴中国古典民歌、词曲的音韵格律，追求新诗的音乐性。同时对西方诗歌，尤其是19世纪的英国浪漫派诗歌也采取兼收并蓄的原则，其诗歌、诗论乃至于个人气质等方面，都受到了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影响，并试图在东西方诗歌中寻求一种平衡，丰富了新诗的情感内涵及表现形式，对中国现代诗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著作评介

苏轼“和陶诗”研究的思考——评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

卞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