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诗学研究

论陶渊明的读书及治学

于东新

作为学者，陶渊明一生以书为伴，综赅百家，弥纶经史，“历览千载书”，书籍和田园一样，成了他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随着人生境遇的不同，其阅读内容则呈现出不同阶段的侧重性特点。并且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读书方法，以解决“怎样读书”的问题：“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种读书理论与时代语境、文本特性以及他个人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密切相关。关于“为什么读书”，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乐琴书以消忧”，另一个是将读书、治学与切实的人生联系起来，他更看重读书对人生实践的指导作用。此外，他的治学之道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一方面，其“会意”理论强调了文学批评应注重文本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更强调读者的权利。

梅尧臣为宋诗典范论质疑

王秀云

梅尧臣一生专力为诗，其独特的诗歌风格，生前即享有盛名，如“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气完力余，益老以劲”（欧阳修语）、“新诗独步名”（刘攽语）、“留为子孙宝，胜有千年珠”（司马光语）等。然其下世后仅三十一年，“今世已不尚”（黄庭坚语），诗名不显，亦不为世喜。南宋陆游虽高度揄扬梅诗，以为“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仍未能引起共鸣。自生前“主盟诗坛，人争传之”，至身故后“天地寂然收雷声”，诗人地位转变的原因实值得探究，此为文动机也。本文以梅尧臣作品为中心，先析论其诗歌特色，继而就诗人主体条件及外在客观因素分别探论，以明梅尧臣未能成为宋诗典范，仅成名家之因。

胸中原自书万卷，夺胎换骨亦必然——关于“夺胎换骨”之再辩护

张福勋

   “夺胎换骨”乃诗歌创作之必然规律，探索其原因，一是当时社会风气，人们竞相引用故典，以彰显自己的人文魅力；二是读书多，学问大，作诗时自然流出；三是宋人雅尚的文化心态。夺胎换骨其理论核心是“点化”，理论精髓是“出新”。诗中用事或为“偶合”，或为“暗合”，并非专意“蹈袭”，正不必为笺注家拉买卖。

邵雍“象数”易学与其诗歌中的“数象”

程刚

邵雍的易学属于宋代“象数”学派，并且他的易学侧重在“象数”学派中的“数学”。受到“数学”的影响，他的诗歌中存在着一类“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对于这一类诗歌的理解，需要联系邵雍的“象数”易学。

明清徽州才媛生命中的理与诗

俞晓红

明清徽州重视文化教育，程朱理学炽盛，区域文化传统促进了徽州才媛文化的养成。众多才媛以诗词作品书写她们恪守礼教、忠孝节烈的生命观念，表达孝亲、侍夫、训儿的生活内容，记录下自己的怨念情愁，展示出多元的精神风貌。

永乐阁臣黄淮的狱中创作与台阁诗风

党月瑶

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朱棣因太子遣使迎驾缓而罪及辅臣，导致黄淮、杨士奇等人下狱。黄淮在狱中创作了大量诗歌，反映出诏狱环境之恶劣、生活之艰苦，以及与狱内外亲友的交流。此外，诗中对朱棣及明王朝的赞颂，对自己的反省，以及悲惨境遇的自述，都是其恋阙心态下的主观呈现。黄淮在失去阁臣身份后，才大量地关注到自我。他狱中的颂圣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一创作心态导向了台阁诗学与政治伦理问题，从而使得《省愆集》成为凸显文臣的伦理道德和儒教诗学品格的典型诗歌文本。

翁方纲宋诗批评的历史意义

蒋寅

翁方纲的宋诗批评虽然范围颇广，但意义最重要的是以正面实作沟通苏轼与杜甫的关系，就东坡作为大家的内涵有很大充实；又通过逆笔之说，实现了黄庭坚与杜甫的沟通，从而使黄庭坚顺理成章地与杜甫、韩愈并列为清代后期诗坛的不祧之宗，同时也扩大了宋诗在嘉道以后诗风中所占的份额；同时以“伧”的评价限制了南宋、元诗的典范值，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袁枚性灵诗学对杨万里的推崇，以杜、韩、苏、黄、元的典范谱系对嘉、道以后诗歌以杜、韩、黄为宗主的师法路径给予重要的启迪。

从沈善宝《名媛诗话》看清代才媛的历史观念

王力坚

沈善宝以诗话的形式为清代才媛纪史立传，从而建构起清代顺治初期至咸丰中叶的才媛文学发展简史，并且在编纂《名媛诗话》的过程中形成以其为中心的才媛关系网，确立其在当时才媛文坛的领袖地位。沈善宝及其《名媛诗话》“谈天下事，衡量古今人物，议论悉中窾要”，以及以古鉴今的表现，尤其是为女性纪史立传的努力，以及“一代人才待品评”的企图心，在相当程度反映了变易历史观的精神。但沈善宝及其《名媛诗话》所载录的清代才媛对传统女德的固守，则是因循守旧历史观的体现。

建构、深化、反思：论北美“中国抒情传统”学说的发展脉络

陈水云、邓明静

1971年旅美华裔学者陈世骧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上以《论中国抒情传统》为题进行致辞，引起广泛关注。陈世骧承“五四”学脉，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首倡“中国抒情传统”论；随后高友工“接棒”，利用中西学术资源对“中国抒情传统”学说进行理论奠基和体系搭建。此后，该学说迅速在北美、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掀起三波发展浪潮，形成强大的学术影响并完成谱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批判和质疑的声音，中国台湾、香港、大陆等地相继有论者对此说进行冷静反思与总结评价。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北美“中国抒情传统”学说呈现出建构、深化、反思的发展脉络。

词学研究

明清唱和词集综论

姚蓉

明清唱和词集的类型和内容之丰富为历代之最。数量上，现存明清唱和词集54种，其中总集41种，别集13种。另有仅存其目的唱和词集共14种。就发展脉络而言，明代前中期的唱和词集具有追和性质，晚明至清初是唱和词集涌现的第一个高潮，清代出现了夫妻唱和词专集、祝寿词唱和专集等唱和词集新类型，反映了明清唱和词集一步步走向兴盛，与明清词学的发展相一致。

《词律》及万树词学思想得失平议

蔡国强

万树的《词律》在词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万树在《词律》中所体现的词学思想，影响了整个清代、民国，至今仍在影响着词学研究人。其人其书，“振兴词学，独辟康庄，嘉惠后者甚厚”（杜文澜语），尤其是在词谱学领域，完全可以认为万树和他的《词律》是一座至今尚无人可以超越的丰碑。但是，无论是《词律》还是万树的词学思想，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其实并不正确的内容，对其做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检讨，从而拨乱反正，对今天的词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花月言愁：蒋敦复绮愁词及近代士子的心灵世界

杨柏岭

清末蒋敦复填词十分青睐女性题材。形象来源上，既有对个人情史的艺术呈现、也有对图文中女性形象的遐想，还有纯然个人虚拟的绮思。女子类型上，除了妻子形象，更多的是歌妓、奇女、才女等。情思抒写上，除了情感关系，尤重女子的命运与自己的身世之感。艺术风貌上，此类作品“花月”意象明显，虽涉绮丽，然亦多有“义喻趣深”之作。由此，可睹新旧交织状态下近代士子的情感态度及心灵世界的某种倾向。

孙人和据《太平御览》校雠《文心雕龙》考察与辑佚

李平

《文心雕龙》唐本长期湮没不彰，宋椠又均已亡佚，所幸宋代《太平御览》采摭《文心》内容甚多，可以视作宋本《文心》，因而极具校勘价值，历来备受学界关注。明代学者就已充分利用《御览》来校雠《文心》，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民国时期的孙人和，远绍明人之遗绪，据多种《御览》版本校雠《文心》字句，创获甚丰，且下启今人之新风，使得据《御览》校雠《文心》这一学术传统绵延400余年而不衰。可惜的是孙人和据《御览》校雠《文心》的成果，今已不复独存，我们只能凭借“范注”窥其大致风貌。因此有必要考察其校雠情况并对其进行辑佚，从而为后世学者利用这些校雠成果从事学术研究或续行校雠提供便利。

再论杜牧之《兵部尚书席上作》诗本事

文征

本文通过对杜牧在洛阳时期的政治局势和任职洛阳的现实处境，结合相关史料和杜牧本人的作品的分析，本文着力于投射杜牧在洛阳时期的心态及其在他的个人生活上的反映。本文认为《洛阳故事》中的杜牧形象既不反映杜牧当时的心态，也不契合他当时的处境，因此，《洛阳故事》没有史实依据，不应该在杜牧研究中作为杜牧生平史料来运用。客观看待轶事资料，才能尊重古人和历史。

新书推介

探索传统诗学与新文学革命之关系的重要收获——评郭自虎教授的新著《传统诗学对胡适新文学革命的影响——以元白诗派、性灵派为例》

鲁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