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14年8月24日的晚上，我收到远在颍上且久未联系的大学同学解亮的一条短信：“余恕诚老师于昨天去世了。”我看了几遍短信，依然不敢相信消息是真的，于是赶忙打开电脑，找到安徽师范大学网站，看到母校正式发的“余恕诚先生讣告”，这才相信余先生8月23日去世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了……
当时，我在书房呆坐了良久，脑际不由得回忆起自己与余先生交往的几件小事来，想着想着，余先生的音容笑貌似乎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读大学的时候，余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按说在安徽师范大学像他这样的著名教授，完全可以不给我们本科生上课，可他却依然坚持给本科三年级学生上“唐诗风貌”这门选修课程。所以，中文系本科生一般大都会在大三的时候认识余先生，但是我却在大一的时候便认识他了。
事情还要从2001年10月份说起，当时，我们大一新生军训刚刚结束，学校尚未给我们新生办理图书馆借书证，读大二的历史系老乡杨茂坤看我课余闲得无聊，就借给我一本周绍良先生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版）。当我读到该书的第69页时，我自认为发现了书中的一个问题。原来，周绍良先生介绍敦煌曲子词的时候，选录了一首无名氏的《菩萨蛮》，原文是这样的：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月头。
周绍良先生在《敦煌文学作品选》将本词最后一句定为“且待三更见月头”，而常见的唐五代词选本中选录该词都作“且待三更见日头”，这让我觉得周先生的选录是值得商榷的；不仅如此，周先生在为“月头”注释说：“月头句，比喻与情人相见，‘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意。”当时年少轻狂的我更以为周先生的注释值得商榷了。我觉得《敦煌文学作品选》与诸词选本的不同，是一个需要辨识清楚的问题，于是经由系里教我们《现代汉语》课程的蔡启宁先生引荐，我带着这个当时以为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请教了余先生。
记得去见余先生是在一天下午的放学时分，地点是在学校图书馆后面的文学院楼，当时的文学院楼是一处二层老楼，风格中西合璧，青砖灰瓦，方型拱柱，依着赭山，坐落在碧树古槐下，整栋小楼和“文学”这个称谓相称极了！待我见到了衣着朴素、态度温和的余先生，就准备将《菩萨蛮》中“日头”还是“月头”的问题提出来，余先生一听我提到敦煌曲子词中的这首《菩萨蛮》，似乎就明白了我的来意（后来我翻阅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448页，才发现余恕诚先生已将词句定为“且待三更见日头”，可见关于此词，他是有研究的），但他却耐心地听我说完我的想法，然后和蔼地告诉我，我提的这个问题原来是有争议的，现在大家基本都认同了一般通行的词选都采用“日头”的做法，而《敦煌文学作品选》出版得早，书中采用的大约是以前的研究结论。（后来我查阅张锡厚先生主编的《全敦煌诗》，在该书的第5148页，才知道了饶宗颐先生对于“日头”“月头”校勘的详细情况。）现在想来，其实这个问题对余先生来说根本称不上什么问题，但他却没有一点架子，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地向一个尚无系统文学史和文献学知识的大一学生讲解，真是诚恳谦逊、朴质淳厚啊！
请教余先生之后，再熟悉余先生则是在读了他的一系列著作以后。大二学习“中国文学史”的时候，系里选用的是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我发现余老师负责编辑第二卷第四编的第十章至第十二章，涉及的内容是晚唐诗歌、李商隐、词的创作及晚唐五代词等内容，当时系里的同学们学习唐宋文学时，看到书中编入余先生的文字都感到极为自豪。我阅读余先生的文字，能够觉察到他是一个态度温和、体悟细腻、遣词诚恳、造句自然的学者，他和他的文字都是一样的平淡真挚、启人心扉。
古代文学研究界大都知道，余先生是研究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专家，他和刘学锴先生编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诗选》等书早已蜚声唐诗研究界，但他依然十分谦虚、和蔼地给本科生上课。大三时，我们许多同学都不约而同地选修了余先生的“唐诗风貌”课程，记得第一堂课课前，辅导员李海燕老师说，余先生年龄大了，且又长期抱病，系里要求我们学生在余先生每次上课之前选派一二位同学去迎接一下余先生。当时我作为班干部之一，曾多次迎接余先生。
余先生的家在校园里的赭山上，每次上课都要下赭山，途经学校图书馆，最后到达中文系所在的田家炳楼。我们每次在课前去接余先生的时候，他都已走到学校图书馆的那个位置了，他通常手里拎着个蓝色的布袋，教材、讲义、眼镜等教学用具都放在袋中，他朴素的穿着和用具让人不敢相信他是全国闻名的唐诗研究专家！
有一次课前，我去迎接余先生，在学校图书馆门口，余先生见到我，我们俩就并肩走往田家炳楼，在路上余先生问我，对古代诗歌有研究的兴趣吗，可有考研的打算？我说，我正纠结着呢，大学三年来我关注点都在中国古典小说方面，可是听了余先生的课，对古典诗歌也很喜欢，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余先生没有明确地说他的建议，他说在六十年代他刚刚工作的时候，也很喜欢古代小说，也有做小说方向研究的打算，但后来系里工作需要，他转向了古代诗歌的研究，这一转就是近四十年！他说，有些时候，研究兴趣是慢慢培养出来的，他还说，一个人，无论今后做什么研究，只要坚持都能有所收获！我当时感觉真没想到余先生还有这么一段研究转向的经历，更加佩服他早年能够转向做研究的大局意识和转向后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精神……
只要不出差，余先生上“唐诗风貌”选修课，都会在预备铃前到达教室。他到达教室之后，总会把本次上课内容中所涉及到的诗句和诗话誊写在黑板上，他的字娟秀工整、一丝不苟，一如他的温和性情与研究风格。他讲课，注重对文本内容的阐释和诗歌创作规律的分析，从他的阐释和分析中，我感觉余先生是个“内秀”的人，他于外不张扬、不做作，于内却是情感细腻、体悟真切。并且，余先生著有《唐诗风貌》一书，内容涉及唐朝初、盛、中、晚诸阶段的诗歌创作以及唐诗中的诸派诸体，该书是对整个唐代诗歌的个性风貌的描述及其原因的探索，我读《唐诗风貌》，常常能够感受到余先生具有阐微发凡、钩玄提要的悟性与才华，我常常捧着《唐诗风貌》想，若非余先生兀兀穷年、开拓视野、缜密思考，焉能有这样体大精深、深耕细作的作品面世？余先生身上的这种温文尔雅又脚踏实地的风神至今令我回忆与怀念……
大三“唐诗风貌”选修课结束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后来紧接着实习、考研、工作、结婚，一晃到了2009年，我考取了母校的教育硕士，重新回到母校文学院读书，我十分珍惜。当时，文学院已经搬到了新校区，唯独文学院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还保留在老校区，给我们上古代文学专题课的刘运好先生说，文学院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能在老校区得以留存，要归功于余先生，这里不是说归功于余先生是否去向学校争取，而是归功于余先生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细细想来，刘先生说得极有道理！
从2009年至2012年的三年，每年的寒暑假我都在母校的中国诗学中心上课。记得是2012年暑期的一天下午放学，我和大学、研究生阶段的同学毛慧媛在中国诗学中心的信箱前遇到了前来取信件的余先生，我们大老远就迎上去向他问好，那时的他不像老师更像自己的长辈见到久不相见的晚辈，问我们如今的工作状况，问我们在师大读研的收获……简单的问话透露出无尽的关心与期望，当时我内心为自己毕业以来的不努力、不坚持而害臊，觉得自己不配余先生的关心与期望！我们师生三人的这次对话很简短，等余先生取完信，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搀扶着余先生出了诗学中心的大门，然后目送他沿着诗学中心外的松林小径慢慢走向了远方……
——没想到，我们师生三人的这一次话别竟然是我们与余先生的永诀，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两年后余先生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陶渊明《挽歌》诗中有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余先生去世，他的亲朋弟子写回忆他的文字很多，我作为他曾经的众多学子之中的一员，现如今的一名普通中学教师，本来是没有什么资格怀念余先生的，只是这两年中，我时常会想起与余先生的几次简单到极致的交往，想起余先生平易近人的性格，想起他劝勉像我这样无名小卒的坦诚，如若不记下来，心中总觉得歉疚，这种歉疚，不仅于己，而且于余先生他老人家。正所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弟子愁”！我想，这种愁绪，不仅是我个人的，也应该是我们2005届所有受过余先生教诲的本科生！
陶渊明在《挽歌》诗中接着还说“死者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虽然余先生魂归道山已经快两年了，但我每每想到他昔日温和的微笑，就会觉得，他那恕实宽仁的形象和诚恳黾勉的精神宛如高峻的山阿，将屹立不倒、永享寿考！
2016年1月20日凌晨初稿
1月23日一改，7月3日二改
2017年2月10日三改
作者简介：刘 磊，男，安徽师大毕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现任安庆一中语文教师、图书馆长。已在《文史知识》《寻根》《文物天地》《文物鉴定与鉴赏》《安庆师范学院学报》《学语文》《世界教育信息》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