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学为体、玄释为翼的“一体两翼”的理论建构，也是作者论述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的逻辑基点。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奠基于传统经学。因此，中国诗学研究，既必须立足于诗学自身的体系研究，又必须回归于‘经学化诗学’的生成研究。”（《弁言》）作者试图说明，魏晋经学与诗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标识。
刘运好教授新著《魏晋经学与诗学》重点讨论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两个重要论题及其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特殊时期是指魏晋，严格意义上说，始于曹丕称帝的公元220年至东晋灭亡的公元420年。但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往往上溯东汉，至少要从汉献帝刘协改元建安元年（196）说起。这个时期所以特殊，一是战乱长期不已，二是思想异常活跃。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所谓异端并起，是指传统儒学式微，道教兴起，佛教传入。三种思潮的兴衰更替，促成了三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一是外来文化(如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二是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如道教)的冲突与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个时期以来，处士横议，臧否人物，整个社会结构处在一种重新调整状态，动荡不已。曾几何时，以曹操为代表的寒门乘势强劲崛起，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整个社会为之侧目。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那些隐忍屈辱的豪门看中了司马懿父子，支持他们向曹氏夺权。正始十年（249），当志得意满的曹爽陪着齐王曹芳祭扫明帝高平陵之际，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京城发动政变，重掌大权，为后来司马炎建立西晋政权扫平道路。可惜好景不长。这个政权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就发生内讧。公元300年4月，晋赵王司马伦起兵杀贾后及其追随者，自封相国。次年废晋惠帝，自立为帝。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等起兵讨伐，赵王败死，同盟者又相互火并，“八王之乱”由此拉开大幕。此后十余年，内忧外患，五胡乱华，最终导致西晋衰亡，“五马渡江”，建立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大权旁落，王与马，共天下。100多年后，这个偏安政权又重新为寒门刘裕所攫取，魏晋的历史到此结束。
两个重要命题是经学与诗学问题。
经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两汉以来，尤其是汉武帝尊崇儒学、推行外王内霸政策以来，作为九流之一的传统儒学一跃而占据独尊的地位，演变成为政治话语系统。经学系统的核心内容并不庞大，只是因为与政治沾边，各家学说纷纷介入其中，拼命维护、拓展自己的话语权力。因此，今天所讨论的经学，固然体现了儒家思想，但其蕴含的丰富内容，已远远超出传统儒学范畴。经学与儒学，事实上已经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譬如东汉后期，老庄思潮泛起，作为传统儒家经典的《周易》，便与《老子》《庄子》一起，被列为“三玄”，成为魏晋玄学的核心内容。即便是在传统经学内部，本身也在经历巨大变化，标志之一就是传统的今文经学逐渐走向式微，而古文经学则由民间走向学术中心。更何况，这个时期还有佛学的传入，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因此，这个时期的经学，其内涵与外延非常复杂。各种学术思潮，交错发展，想消灭异己而独立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玄学即以古文经学为根底，“三玄”之一的《周易》也是五经之一，援道入儒是玄学的基本思想倾向，玄学与儒学在理论上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
魏晋时期，还有一个重大的文化现象，即外来佛学迅速融入中国文化并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传播开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借助玄学的影响站稳脚跟。换句话说，佛学与经学通过玄学这一媒介构成了学理上的联系。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佛教的格义理论，还是后来佛理的发展演化，不仅深受玄学影响，也与传统经学相互碰撞，相互汲取，相互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历史过程。
刘运好教授以魏晋经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作为研究的起点，采取以类相从、线点结合的方法，钩沉史籍，对这一时期著名经学家、经学著作以及相关学术渊源、理论特点、注经体例、经学成就等作了系统考察，并通过剖析现存于十三经中四部经学著作以及重要的《诗经》学学者、著作，为经学综论提供更为翔实的论据与理论支撑。后面附以“魏晋经学一览表”，以丰富史料及统计数据说明，魏晋经学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儒学经典中有玄学思想，佛教经典中又掺杂着复杂的传统学说。晚清经学家皮锡瑞所主张的传统儒学到此中衰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魏晋经学不仅未曾“中衰”，恰恰相反，它是汉代以后第二个经学的繁荣时期，呈现出一种特异的色彩。《魏晋经学与诗学》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给我们描绘了这个时期色彩斑斓的思想火花和晶莹剔透的学术成果。
与经学繁荣相辉映的是这个时期的诗学。魏晋诗学的生成土壤与汉代诗学有明显不同，内涵更为繁富。唐宋以后诗学虽有重要发展，但不能掩盖这个时期诗学的睿智与思想的光芒。鉴于魏晋儒玄释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作者以“一体两翼”概括魏晋诗学理论建构的特点。从“一体”上说，不仅经学著作蕴涵着丰富的诗学思想，《周易注》在“玄学智慧”中闪烁着“诗性智慧”的光芒，《左传集解》也在对《春秋》“赋诗言志”传统的阐释中呈现出丰富的诗学意义，而且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儒学诗学，在这一特殊时期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曹丕“本同”论为先导，以陆机“缘情”说为转关，至葛洪从文道———文德、创作———接受作了相对系统的论述。从“两翼”上说，王弼对“得意忘象”的重新诠释，成为这一时期由经学诗学向玄学诗学的转关。在这种理论导引下，嵇康的艺术论诗学、郭象的本体论诗学，均以玄学为核心，对艺术发生、艺术表现以及生命精神、审美境界作出了迥异于汉魏的理论阐释。而陆云贯通老庄，以“自然”为哲学本体，以“清省”为审美理想，真正体现晋人“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审美境界追求。张湛《列子注》以阐释列子哲学为基点，却又融会玄释。在“至虚为宗”的本体哲学论述中，涉及到审美心境、艺术构思、言意表达、美感体验等一系列的诗学问题，标志着玄学诗学向佛教诗学的转向。东晋高僧，早年大多耳濡目染于儒玄文化，后来才转向佛教。他们对佛教义理的阐释必然渗透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也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特点之一。因此，他们在佛教义理阐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诗学意义的范畴，也就成为纵贯华夏文化和外来佛教的联结点。从支遁“理中之谈”、慧远“神趣”说到僧肇“象外之谈”、姚嵩“文外之旨”，既汲取了传统的玄学诗学和儒家诗学，又以佛教徒的眼光对传统诗学作出佛理化的阐释。这种睿智与思想也直接沾溉了唐宋诗学。作者正是在历史的横断面上论述了魏晋诗学“一体两翼”的理论建构、发展过程及其诗学史意义。
以经学为体、玄释为翼的“一体两翼”的理论建构，也是作者论述魏晋经学与诗学关系的逻辑基点。作者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奠基于传统经学。因此，中国诗学研究，既必须立足于诗学自身的体系研究，又必须回归于‘经学化诗学’的生成研究。”（《弁言》）作者试图说明，魏晋经学与诗学，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标识。作者提出的“经学化诗学”范畴，或许还可以再讨论，但是他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是，自儒家登上历史舞台，汉武帝“表章六经”之后，传统经学深刻地影响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魏晋诗学同样也受其影响。当然，不同时代，便有不同的经学体系和表达方式，更有其独特的深刻内涵。魏晋诗学，既有经学思想的深刻，又有诗性智慧的表达，呈现出儒释道异源同流的独特风貌。基于这样的判断，作者以魏晋经学为核心，以诗学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为主体，充分论述了经学对国家意识形态、文人学风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细致辨析了经学影响下的玄学和佛学对魏晋诗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浸润。这种研究，讨论的是经学与诗学的逻辑关系，其指向却是魏晋诗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视野宏通，立意高远。
我与运好教授相识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他的重情重义。他没有文人的矜持，没有学者的架子，没有老师的威严。从聊天中知道，他早年曾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没有心灰气馁，是亲朋好友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极大的精神鼓励。他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总是想着如何用自己微薄的能力回报这种千金难买的友情，用自己的学术回报这个社会。他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不仅在学业上帮助他们，还在生活上多所照顾，留下许多佳话。对老师，他更是心怀感念，恪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曹道衡老师到安徽师范大学讲学期间，他陪侍左右，虚心问学，念念不忘。至今，他还保留着十几通与曹先生讨论学术的信函。曹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在运好先生的提议下，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举办追思会，并借《中国诗学研究》版面出版纪念专刊，很多学者撰写了纪念文章。我作为曹先生的亲炙弟子，为运好教授的盛举而感动。
刘运好教授深思好学，勤于著述，是他留给我的第二个深刻印象。他年过花甲，依然殚精竭虑，精研苦读，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我经常收到他的新著，知道他一直在从事魏晋时期重要作家的文献整理工作。《陆士衡文集校注》《陆士龙文集校注》先后出版。与此同时，他还一直关注经学与诗学的关系问题，并在一些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近日，他寄来百万字的《魏晋经学与诗学》书稿，希望我能写几句话放在书前。作为老朋友，我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同时又颇感踌躇，毕竟没有在这个选题上下过工夫，难以引申发挥。事实上，从事这个专题研究的学者很多，他们才应当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我想，他请我作序，其实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字，留下我们学术交往的点点滴滴，留下彼此求学问道的温情记忆。基于这样肤浅的理解，我尽力写下读后感受，不当之处，希望能够得到运好教授的谅解。
（本文原载于《人民政协报》2017.11.20第10版，作者系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员）